我與工作的拉扯 - 讀四代香港人

我，三字頭人，在呂大樂筆下，是香港第三代人。

《四代香港人》是呂大樂2007年的作品，也是進一步出版社「一步十年」系列小書之一。在這本書中，呂大樂指香港有四代人。第一代在二、三十年代出生，年輕時歷過戰亂；第二代是戰後嬰兒，即1946-1965年間出生的一代；第三代是1966-75年代，第四代，則是1976-1990一代。

第三代，在呂大樂筆下，是不出頭的一代。在職場上，他們被壓在戰後嬰兒之下；在社會經濟上，他們的購買力不足以影響大局；在政治和當代歷史的論述上，他們長久備受忽略。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痛苦經驗，就是在事業起步(甚至尚未起步)階段，便遇上宏觀社會經濟環境大逆轉。職場生涯的轉變，令三十世代不得不反省工作價值。一切戰後嬰兒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，迅速在三十世代眼前消失。

我是第三代人。八九民運那年上大學，九四年畢業。畢業後，我在政府工作，任職社工。在我第一份工作中，我常接觸社會上的基層人士，看到許多人的生活捉襟見肘，在社會邊緣掙扎求存，而我這個剛剛畢業的黃毛丫頭，卻能掙得每個月近二萬的收入。我常覺得自己的人工太高，身邊同事卻不以為然，他們都覺得自己是應得的，也好像並不覺得工資懸殊有何不妥。工作了兩年後，我離開了政府，另覓工作，離開了社工這一行，人工一再下滑。但畢竟年少氣盛，對工作待遇也不太介懷，只求找到一份有意義的工作，有沒有發展和升遷機會也是其次。而且，相對社會上許多人來說，我的工作待遇其實已很不錯。

後來，宏觀社會經濟的情況，確實讓我不斷懷疑工作的價值、待遇之可疑。在個人努力之外，好像還有其他力量，左右個人事業發展和社會經濟情況。比我早五年出道的，和遲我五年出道的，雖然都是香港第三代，待遇就有霄壤之別。比我早五年出道的，踫著香港的移民潮，很快便能升遷，坐上管理層的位置；比我遲五年出道的，踫上金融風暴經濟蕭條，人工一減再減，福利一削再削，合約化、雜散化層出不窮，他們承受的創傷，比我和我之前的世代更甚。我夾在其中，既不像早出道人那麼容易，又沒經歷遲出道的艱難。因此，踫到早出道、享有中等偏高收入的而自視甚高的一群，我總嗤之以鼻；對於遲出道而在職場飽受挫折以至剝削的一群，我又深感同情和無奈。

工作，特別是在機構、組織內的工作，也讓我困惑、生疑。近十年來，在金融風暴後，不少機構均經歷了多次改組，管理文化滲入機構管治，內部架構也不斷重整。過程中，管理層和員工的張力甚為明顯。而所謂「資源增值」、「成本效益」、「加強問責性」、「強化管治」等等，許多時候只是一個空話，到頭來不過是有權的話事，無權的基層同事，往往只有招架和埋怨的份兒。在一個機構裡，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，但要達致改變，卻又談何容易。許多時候，所謂的有意義工作，其實是花了許多時間、許多精力在無聊無味的人事周旋，以為是尋求公義，卻原來在兜兜轉轉。一種無力感、無能感在機構內，也在我體內蔓延。

既然工作不足以界定人的價值和意義，既然機構的工作又那麼多制肘和限制，我就有需要認真想想自己的位置。過去幾年，我常想工作的價值，和自己的出路，不勝苦惱。

在這個時期裡，有兩本書，影響了我對工作的看法，一本是《樂在不工作》、一本是《愛上工作》。另文再續。